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深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了片面理解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把市场经济看作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手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作出的新的理论表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面对发展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入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推动党的理论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创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论断，基于我们党对经济发展新阶段趋势性特征的科学认识，认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突出问题的有力举措。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要思想形成有机整体，是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系统升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解答实际问题，是针对我国宏观经济供求关系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过去，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需要扩大生产规模；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现在我国宏观经济供求矛盾主要表现为部分产能过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并存，需要供给和需求更好匹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我国供给能力、供给质量和供给结构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与生态环境需要。这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实现“双中高”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确定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体现了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很强，是保持“双中高”即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必然要求和行动指南。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要素活力的释放，使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面临产能过剩、供需错配等突出问题，加之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快等不利因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从国际看，全球外贸低迷造成出口下滑，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加速追赶的两面夹击，低成本优势减弱，制造业创新能力不强。在新形势下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实现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主动选择。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规模都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但大而不强的特征仍十分明显：我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有待提升，核心竞争力还不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迫切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消除过剩产能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传统动能更新和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除发展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的关键环节。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没有跟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近些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或国内“海淘”形式的跨境购买金额迅猛增长。海外购买力旺盛，说明国内需求空间巨大。拉回海外消费，需要国内产品来一场“品质革命”，跟上消费升级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生产端入手，破除体制障碍，降低企业成本，推动适应新需求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调控宏观经济的两种基本手段，前者主要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后者侧重熨平短期的经济波动。宏观调控既需要需求管理，又需要供给管理；既需要总量调控，又需要结构调控；既需要短期调控，又需要中长期改革。如果市场充分有效，需求刺激也能推动结构优化。但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需求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有时并不明显，还可能加剧结构矛盾，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通过综合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核心要义是通过市场取向的综合创新，促使政府管理更科学、市场更有效、企业更有活力，从而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行业出清和盈利状况改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一步推进工作，要坚决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主攻方向和本质属性，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为提高质量激发内生动力、营造外部环境。

通过简政放权等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改革取得显著成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依然存在。以投资领域为例，当前束缚企业活力的最大障碍依然是投资审批时间长、程序多。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行政审批形成了“行政部门设权、事业单位评估、行业协会认证、关联企业收费”的“审批套娃”，制约着企业投资经营。这些行政审批权力又通过法律、条例、办法、细则等形成了“法规套娃”，固化了部门利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加快拆解两种“套娃”，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审批许可，改进政府管理方式，提高监管和服务水平。

通过要素价格等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价格反映供求关系，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逐步增强，但仍有一些价格信号不明确，甚至是紊乱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水、电等领域价格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加强产权保护，发展技术市场，使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

通过深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做到生产能多能少、员工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当前，供给过剩的领域主要是传统重化工业，生产要素流动难、“僵尸企业”多等问题在一些国有企业比较突出。一些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自己不能决定；越是经济困难的地方，人们越往国有企业里挤，企业减员困难；企业破产涉及人员和债务，没有钱解决不了问题，难以顺利破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研究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富余人员的分离和再就业、不良债权的重组，以及“僵尸企业”的破产重整或清算，进而激发国有企业的生机活力。

通过创新驱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当前，创新能力不强、体制机制僵化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要害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5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内地的创新排名是第二十九位；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全球营商便利指数中，我国内地的排名是第八十四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束缚企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从国际经验看，每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大幅提升；供给侧一旦出现革命性创新，市场需求就会排浪式增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企业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将经济发展切换到依靠内生性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和有效需求驱动的轨道上来。